历史课|国乒汉城人选风波 何智丽为何没去奥运

来源: 新浪体育 2019-04-13 10:50:00 0 人参与
1988 年在汉城奥运会,王俊璞为女单冠军陈静写的文章,名为《第一个奥运冠军》。

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国乒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选人风波”。因为奥运参赛名单中没有何智丽,有不少人将这件事和一年前的何智丽拒绝让球事件联系在一起,冠以“为何要惩罚胜利者”之名,甚至有上海媒体提出全民唱票,为何智丽是否应该参加奥运会进行公开讨论。当时的女队主教练张燮林为此事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份压力也落在了新华社体育记者王俊璞的肩上。

顶着压力奔赴汉城

王俊璞还能记起当时张燮林坐在乒乓球馆前的台阶上,拿着一张战绩表对他说:“何智丽队内成绩是不错,但是对外,那几个人的成绩都比她好,你说,要让她去也可能没问题,但是谁的把握最大?还是名单里的人把握更大。”王俊璞知道,在一年前的印度新德里世乒赛上,队伍根据决赛对手的情况安排何智丽在半决赛中让球给管建华,张燮林其实心里是想让何智丽上的,因此选择奥运参赛选手,并非谁有何“故意”,是队员外战成绩决定了焦志敏、李惠芬和陈静这组参赛名单的产生。

由于此事社会反响很大,王俊璞得到任务,写一篇业务文章,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内参”。在他动笔之前,新华社上海分社已经写了一份支持何智丽参赛的内参,新华社体育部因此也要求王俊璞写一份内参,讲述他了解的真实情况。“这篇内参我写得比较客观,初衷是名单已经定了,不要影响国乒队备战。”内参交上去之后,王俊璞还写了一篇公开稿,名为《总教练的抉择——许绍发谈中国乒乓球奥运阵容产生经过》。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等采用,破天荒的是上海三家大报也一起采用,新民晚报本来要让球迷一起讨论,但后来说既然是总教练做出的决定,就取消了准备进行的公开讨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文章。广州那边也有反应,当时的羊城晚报高级记者苏少泉还发了篇评论。

文章发出后,当时何智丽的主管教练来新华社要求也发表一篇她的稿子,被时任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富荣得知后制止。在敏感问题上“表态”是要冒风险的,王俊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奥运会上陈静要是输了,这事估计不但要和张燮林算账,还要跟我算账。张燮林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当时的领队姚振绪宽慰张燮林说,‘老张,这算什么,应该没问题。’我们就这样去了汉城。”

奥运回来后又写了篇内参

来到汉城,王俊璞身上还带着一份许绍发嘱托他的“特殊任务”,原来男乒在威海进行奥运会前集训时,有一位和总教练素不相识的女同志,仅仅是得知国乒队在此训练并将兵发汉城,就来找许绍发帮忙寻找她去了韩国后就不归家的丈夫。“许绍发把这件事托付给了我。”王俊璞感慨着许绍发也不分对象的仗义,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他找到了韩国乒协主管技术的副主席千荣石,把这个“寻夫”的任务托付给了他。两人还聊起国乒选人的事,千荣石说:“中国队不让对韩国选手有败绩的何智丽参赛,选择几位无败绩的选手,这个决定是对的。”

第一天到位于汉城大学的乒乓球比赛馆,王俊璞是打车去的,下车刚走到馆门口,他就看到刘南奎练得满身是汗地走了出来。王俊璞看看表,当时还没到日程表上的训练时间。“这就是东道主的优势,当时我专门给中国新闻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东道主的秘密》。”后来刘南奎获得了那届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王俊璞对馆门口的这一偶遇也一直记忆犹新。

焦志敏和陈静在女双决赛中失利,看台上的王俊璞跟着一起着急,“看比赛的时候就觉得焦志敏很僵硬,对下旋球不行。徐寅生告诉我,焦志敏打下旋球没有过渡,就只是拉。”多年后王俊璞写了篇报道文学,标题叫《焦安之恋》,其中就提到了汉城奥运会这一段,“有人说两人在奥运会时就谈恋爱了,难怪女双决赛里焦志敏那么紧张。”

男双比赛开始前,王俊璞看到韦晴光紧张得有点打哆嗦,就上前跟他说:“韦晴光,狠下心来拼,别紧张!”后来王俊璞也为韦晴光和陈龙灿这对国乒首对奥运男双冠军写了篇文章,就是《一对勇士》。王俊璞为女单冠军陈静写的文章,名为《第一个奥运冠军》。

1988 年在汉城奥运会,王俊璞为女单冠军陈静写的文章,名为《第一个奥运冠军》

入选的三位女队员在国庆之夜包揽金银铜牌,让奥运乒乓球赛场同时升起三面五星红旗,证明教练组的抉择是正确的。回国后,王俊璞又写了一篇内参,更加详细地介绍了选人始末,在文章最后王俊璞写道:张燮林当时就说过,5名主力都是优秀选手,派谁都可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只不过是派最后确定的三个人把握更大些。换句话说,何智丽如果参加奥运会,也不一定会输球。因此,三名女选手在奥运会上获得前三名这一结果虽证明张燮林选择正确,却不是唯一的证明,还应看到,这一决定是教练们根据对运动员长期了解、她们的成绩、近期的状态及对手的情况等因素,全面衡量后作出的。假如碰到了意外,输了球,也应分析是否是用人的错误,不能全盘否定。

跑乒乓球从没遇到过障碍

1982年初,王俊璞成为国内新闻编辑部文教组的一员,开始从事体育报道,当时他分工的项目中就有乒乓球。从此,王俊璞与乒乓球的缘份实现了从业余爱好者到记者的转换。

“当体育记者不错,可以到处看球。”王俊璞曾听到不少人这样说,他的看法是,“到处看球倒不假,但体育记者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行当。”王俊璞曾在天津近距离看过一次徐寅生打球,当时徐寅生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打得“心不在焉”,但对手非常紧张,“因为老徐的变化太多了!”王俊璞总说,作为记者他在跑乒乓球时没遇到过什么障碍。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5枚金牌,其中2枚来自乒乓球,在新闻舆论倾向于批评代表队的时候,王俊璞因为没有批评乒乓球队,收获了不少意见。“但批评不起来,感情比较深。”王俊璞后来发了一篇说明稿,采访了许绍发,谈了中国队当时打法落后的情况。1989年世乒赛国乒失利时,王俊璞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后方做编辑,当时国内媒体对国乒的批评文章也很少,记者们说:乒乓球队不管大媒体小媒体,来了尽可能满足记者的需求。“这也正是因为许绍发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记者是靠这个吃饭的,不理人家完不成任务,所以国乒队对记者都是能满足尽量满足。刚跑乒乓球口的时候,有位和队伍不熟悉的记者提醒我乒乓球队难接触,一直到今天,我也没觉得哪里难接触。”王俊璞说。

不仅采访中时刻能感受到国乒队提供的便利,王俊璞对国球的了解也逐步增多,许多闪光的思想、优秀的品质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鼓舞他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国球长盛不衰,创新是一个重要原因。新闻工作同样强调创新。作为一个记者,新鲜题目、新颖的写作手法等,只要用过了,再用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而必须求新,别出心裁。国球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强调创新的精神激励着我,尽可能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角度的转换、手法的运用等方面有所创新,写出新意。国球在中国体育优势项目中率先改革管理体制时,我写的中国乒乓球改革系列述评,天津世乒赛赛前和结束时写的《中国抽签模式“占领”世乒赛》和《乒乓球——人类文明的缩影》等等,都是我首先写出的,被多家媒体采用,受到同行和读者的赞扬。”

国球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更是让王俊璞感动,他不禁又提到了汉城奥运会前的选人风波,“当时中国队承受着来自体育界内外的巨大压力,一些同行说:自己内部不能再折腾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乒乓球界决策者考虑的是出谁最有把握夺冠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作为记者,当然也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也正是基于这份初心,才有后面王俊璞的“挺身而出”。

2002年中国乒协举办中国乒乓球队建队50周年纪念活动时,李富荣给王俊璞颁发了“贡献奖”证书,并对他说:“你是第一个。” 

记者手记

乒乓球记者的好日子

王俊璞老师今年73岁,他的女儿王欢就职于中国新闻社,也跑过乒乓球项目,2004年二人一起报道卡塔尔世乒赛,《乒乓世界》登过他们一张照片,名为“上阵父女兵”。这本杂志一直被王俊璞很好地保存着,因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自己其实很难得出现在报道中。

当年面临新闻工作行当选择时,王俊璞选择了体育,“作出这一选择,大概也是缘份。在天津时有三个人对我的影响最大:小学副校长高增禄老师使我爱上了体育;河西体育场的马忠祥教练使我练无线电快速收发报取得成绩;天津市无线电俱乐部的孙寿庄教练在我来北京时骑自行车驮行李送到火车站,还送我一块友谊牌乒乓球拍。正是他们,让我对体育情有独钟。”

因为采访王俊璞关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记忆,我们编辑部才有幸见到了真正的“内参”,才知道内参也是要署名的。王俊璞带来的内参文章名为《背景内幕歧见——关于一篇解释性新闻的“解释”》,正是他在汉城奥运会采访归来后,对选人风波来龙去脉的那篇详解。

除了1988年奥运会,王俊璞还分享了很多我们听不懂也想不到的故事,比如第七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伊斯兰堡举行时,王俊璞的稿件要由新闻中心人员先在纸条上凿孔,再由电传机发回。比赛结束后王俊璞要尽快写稿,然后立即交给工作人员,必须赶在编辑部截稿前发回。可是巴基斯坦人信伊斯兰教,特虔诚,不管哪位值班,只要时间一到,马上把稿件一放,到里间祈祷,任谁急得冒火也毫无用处。他们的态度极其热情友好,祈祷却是雷打不动,毫不含糊,那次比赛期间王俊璞因此着了不少急。

作为一名老牌高级记者,王俊璞还解释了一桩“冤案”,“就如同奥林匹克精神不是‘更快更高更强’(这是奥林匹克格言,而且顺序不能变)一样,很多人都弄错了一件事,那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不是由女排喊出来的,而是中国男排。那是在1981年第四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香港赛区的比赛中,中国男排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最终以3比2逆转南朝鲜队后,北京举行了游行活动,其中一个口号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当时北京分社两个人去了北大报道这件事,我刚到国内部不久,正好值夜班,国内部的副主任问了记者们游行现场的情况后,重新组织了稿子,突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因为老伴生病,王俊璞从2010年离开返聘岗位后,就专心在家当起了“厨师”、“清洁工”和“司机”,牺牲了所有个人时间陪伴和照顾老伴。从忙碌的退休生活中抽出时间来到编辑部接受采访,王俊璞又踏上了北京体育馆路,他想起来有一次从广州出差回来,在机场跟队坐车来到体委,下车后蔡振华问他去哪,他说打车回家,蔡振华说:“坐我的车。”他还记得不知是多少年前,国家队邀请喜欢打乒乓球的记者们每周去队里打一次球,王俊璞经常去打,训练完洗个澡,再拐进体育馆西路吃梁田鸡,这几乎是他那时每周的固定节目,也是他脑海中不曾忘记过的“好日子”。

——选自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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